利 瑪 竇 的 北 京 之 行

嶽宏

近代世界對於中國最初的重要影響之一就是耶穌會士的紛至遝來。作為耶穌會在華傳教事業奠基人的利瑪竇（Mathew Ricci）通曉漢語，研讀儒經，身著儒服，結交顯宦，介紹西方科技，爭取中國皇帝，引領了中西文化的首次大規模交流，取得了顯著成就。其中，為爭取皇帝支持的北京之行是這一成就的光輝頂點，它不僅擴大了天主教的在華影響，為文化交流的深入開展創造了條件，還使利瑪竇彪炳中國史冊。另外，利瑪竇在北京的墓碑也成為此後來華傳教士的精神支柱。本文以利瑪竇進入北京的歷程為線索探討他走向成功之路。
一、進入北京的渴望
　　進入北京是利瑪竇最主要的願望。這一方面是幾代傳教士的共同願望在他身上的延續。他們認為，在大一統的中國，如果皇帝皈依了天主教，那麼整個國家就會成為他們的樂土。從沙勿略（Francis Xavier）、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到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莫不如此。

然而，在當時不用說前往北京，就是進入中國都異常艱難。據不完全統計，從1552年至1583年，計畫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有50人，最後只有25人如願以償，但很快離去。

為此，利瑪竇將進入北京看作是“自己最大的努力目標”。他曾說：假使我們不能到皇宮裏“對著皇上宣講福音，設法求得他的許可，至少允許我們在中國境內自由傳教，那末，將來傳教要得到保障，也就什麼也不能成就。”為此，他不主張立即大量發展教徒，認為只有皇帝允許，中國人才會大批皈依基督教。他曾幻想，只要他到達北京，爭取皇帝的允許也可能是很容易的。

另一方面是基於改善生存的需要。由於天主教與儒家文化存在著許多差別：在宗教方面，存在著中國天命觀與西方上帝的差別；在倫理道德方面，存在著供奉祖先與獨尊上帝的衝突；在政治方面，存在著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的綱常觀念與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說教之間的對立等，因此，在華期間，尤其是進京之前，利瑪竇等人經常受到下層官吏與民眾的敵視，並引發了一系列衝突。1583年，剛到肇慶的利瑪竇就遭受了襲擊教會的困擾。1592年，被迫遷居韶州的利瑪竇曾表露：“沒有一年我講不出一件事端，甚至重大危險，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據統計，自利瑪竇來華後，明代共發生教案54起。除教案外，由於地方官的排斥，利瑪竇幾乎被遣回澳門。在此形勢下，利瑪竇感到：只有面見皇帝，傳教事業才會得到發展，“否則，會遭受中國人的猜疑，給人以機會在我們獲得穩定留居的官方保證前就把我們趕出中國去。”
二、漫長的進京之路

利瑪竇有能力為進入北京創造條件：他結識了眾多官僚、士大夫，僅文獻可考者就達137人，其中1601年進入北京之前結識83人，包括王公貴族和各級官員，他們中的一些人曾設法幫助其前往北京。

早在肇慶之時，一位地方官就曾“有意要一位神父陪他去北京”，只是由於手下人的反對才作罷。在韶州，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得知利瑪竇精通數學後，表示將把他“帶到京城去校正中國曆法中的錯誤。”1595年5月，兵部侍郎石星將利瑪竇帶出韶州，並曾打算帶往北京。同年，利瑪竇到達南昌。正是在這裏，利瑪竇接到范禮安的指令：“盡一切努力在北京開闢一個居留點”。如果說此前利瑪竇對進京之事還只是聽任官員的安排，此後他便“千方百計想盡方法，計畫著進入北京皇城”。他曾試圖通過在南昌的建安王進入北京。後來他又遇見了經南昌前往北京的王忠銘，並使王同意將其帶入京城。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乘船離開南昌，經南京沿運河前往北京。

由於時值抗日援朝戰爭，沿途戒備森嚴。在南京，利瑪竇幾乎被逮捕。在天津，他發現“整個河上佈滿了戰艦，滿載軍隊”，這裏已成為戰爭的後方基地。

9月8日，利瑪竇進入了朝思暮想的北京城。

然而，令利瑪竇大感意外的是，戰爭使他在北京無法停留，只好返回南京。首次北京之行以失敗告終。

此後，利瑪竇仍繼續努力。首先，他廣泛傳揚有關禮品的消息，企圖打動皇帝的好奇心，從而再次進京。其次，考慮利用宦官。他曾想通過建安王介紹的太監接近皇帝，後終因不信任宦官而未成。再次，進一步動員他的中國朋友為進京提供幫助。

一切準備就緒後，1600年5月18日，利瑪竇從南京啟航，開始了第二次北京之行。

原本一路順風的利瑪竇在山東臨清遭到天津稅監宦官馬堂的阻攔，隨後被遣往天津，並在那裏滯留半年。在此期間，利瑪竇雖曾派人進京尋求幫助，但卻一無所獲。利瑪竇擔心“他們迄今的成就可能毀於一旦。”

自利瑪竇來華，經過近20年的風雨歷程，當北京近在咫尺的時候他感到的卻是絕望。

馬堂的出現引出了明代政治的一個重要現象：宦官把持朝政，它直接影響到利瑪竇的進京行程。
三、宦官——進京的唯一途徑
　　

在中國歷史上，明朝是宦官專權最嚴重的朝代之一。利瑪竇居華時期的萬曆皇帝在長達30年的“怠政”時期，因與大臣隔絕而更加依賴宦官，使宦官的權利和影響越來越大，幾乎壟斷了宮廷的一切事務。在明朝近300年的歷史中，比較著名的宦官有15名，而萬曆的48年間就占了7名。在這種情況下，利瑪竇進入北京，接近皇宮的唯一途徑就是宦官。
　　從1596年開始，萬曆向全國派出宦官，作為礦監稅使，聚斂財富，宦官因此更加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庇護，天津稅監馬堂在其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為此，有必要介紹一下其出現的歷史背景。

作為大運河的北方樞紐，隨著漕運的發達，到明代中後期，天津逐漸成為北方的商品集散中心，在1500年以前就形成了10餘個集市。此外，天津的制鹽業也比較發達，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天津鹽的年產量約1500萬公斤，占全國總產量的10%左右。經濟的發展為明廷提供了豐厚賦稅。1597年，禦馬監太監王朝被派到天津徵收商稅，次年秋，王朝死，同為禦馬監太監的馬堂隨即接任，並兼任臨清稅監。從1598至1599年、1601至1604年及1606年的7年間，馬堂為皇室提供了287391兩白銀，平均每年41000兩。由於他為宮廷提供了巨額資金，因而深得皇帝的寵愛，馬堂曾對利瑪竇誇口：“沒有一個高官對皇帝能像他那樣有影響”。

儘管宦官實際上已成為利瑪竇進京時必須依賴的勢力，然而他對於宦官的態度決定了其成功的曲折性。在《中國劄記》中利瑪竇充分表現了對於宦官的譴責和蔑視。這首先是由於宦官們在各地的橫徵暴斂中形成的種種劣跡使富有正義感的利瑪竇產生了反感。其次，是受到了宦官的對立面——官僚集團和士大夫階層的影響。最後，作為“西儒”的利瑪竇對於宦官的出身和素質有一種天然的蔑視。這些都使得利瑪竇不願為進入北京而求助宦官。不僅如此，這一態度還使利瑪竇在很大程度上抹殺了馬堂的幫助，而寧願歸於上帝的護佑。
四、馬堂的幫助——進京的關鍵

馬堂的惡名並不妨礙他幫助利瑪竇於1601年1月離開天津，抵達北京。馬堂幫助的動機在於邀功請賞。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堂必須首先幫助利瑪竇達到目的。

馬堂的幫助至少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為利瑪竇進京向皇帝上報奏章，使萬曆皇帝發出了“方物解進瑪竇伴送入京”的諭旨。第二，將利瑪竇從遠離京城約500公里的臨清送往距首都120公里的天津，皇帝批准後可迅速抵京。第三，利瑪竇進京後，馬堂的人向他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東西”。為此，利瑪竇也不得不承認，如果不是與馬堂相遇，“他們就會像一個毫無結果的使團那樣從北京返回”。此外，與馬堂關係密切的太監集團將利瑪竇遭禮部拘留一事上報皇帝，皇帝對此“極不高興”，並將禮部打算將神父們送回廣東，甚至遣送回國的奏章“擱在一邊，這就等於是否定它。”

由於對宦官的厭惡，在與馬堂的交往中利瑪竇表現出某些誤解，甚至偏見，最大的偏見就是將天津之行視為入獄。在天津，利瑪竇先是住在船上，隨著冬季的臨近，為了避寒馬堂讓利瑪竇等人“帶著他們的全部行李搬進一座偶像的廟宇”，並安排4名士兵守護，這或許有監視意圖，但考慮到當時的天津是一座重要的軍事基地，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況且這些士兵又不大管他們“做些什麼，或到哪里去”，利瑪竇甚至可以派人前往臨清、北京送信，而沒有受到任何檢查。可見“看守”不能作為“入獄”的標誌。

利瑪竇進入並留居北京，不僅擴大了他的聲望，還使傳教士們認為其傳教行為具有了合法性，從而使中國教徒迅速增加。經過14年的漫長歷程，到1596年只發展教徒100余人，而進京後2年的1603年即增加到500餘人，1605年達1000餘人，1610年更至約2500人。利瑪竇的聲望還有助於消弭教案，改善傳教士在內地的生存狀況。此外，穩定的京城生活使利瑪竇加大了對西方文化的譯介，如與徐光啟翻譯了著名的《幾何原本》，並對科舉之人產生了影響，使經世致用的風氣開始在士大夫中出現，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利瑪竇的北京之行在中西關係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