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 物 館 的 視 野
關於近現代文物的徵集與研究
陳克 此次城市文化國際研討會的主題…..說明我國的城市建設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分課題……涉及了城市的建設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和矛盾，大部分有關城市建設與文化遺產的保護的矛盾，這些表面矛盾現象的背後實際上是文化觀念的矛盾，需要深刻的反思，不但城市建設規劃部門需要反思，文化部門也要反思。單其翔局長曾指出，2005年12月國務院發出的《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中第一次在紅頭文件中用“文化遺產”取代“文物”概念，具有重要意義。文化遺產是一個比文物更廣泛的概念，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比文物概念更加強調文化內涵。過去在文物界存在著重視小件文物輕視大件文物，更輕視不可移動的文物建築，重視文物經濟價值輕視學術價值，重視古代文物輕視近現代文物的狹隘觀念，甚至博物館內也有這種傾向。分析起來既有金石把玩傳統的影響，也有文物古董商的影響，說到底是文化視野的狹窄，博物館的文化轉型首先是擴大視野。本文擬從博物館中近現代文物的情況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2003年國家文物局頒發的“關於印發《近現代文物徵集參考範圍》和《近現代一級文物藏品定級標準（試行）》的通知”指出：“當前近現代文物保護、研究和展示、宣傳中還存在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一是收藏不夠豐富，二是涉及近現代文物管理的法制建設相對滯後。這一判斷比較客觀地反映了目前我國博物館近現代文物收藏的現狀。“收藏不夠豐富”的提出，說明人們已經意識到博物館文物的收藏存在著重大的缺陷，這種認識的得出筆者認為至少有兩種社會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是當前學術界研究視野的極大擴展。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思想大解放，一些與博物館相關的學科如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民族學、政治學等相繼恢復重建，隨著國門打開，許多國外的學派、理論被介紹到國內來，對國內學術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例如史學界出現了的新社會史、新經濟史、新文化史、社會生態史、歷史人類學、後現代史學等等跨學科的研究動向。應當說博物館對主流學術界這些新的發展的反應相對滯後。博物館的三大任務之一是要對民眾進行教育或提供精神食糧，為社會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援，學術研究的不足必然會反映到陳列展覽的水準上。當博物館為突破老生常談的陳列體系努力創新時，立刻發現館藏中遺漏了很多當年應當徵集的文物（不光是近現代文物）而力不從心，由於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實際上已失去了彌補的機會。其二是九十年代以來，民間收藏如火如荼的迅猛發展中，近現代文物唱了主角。民間收藏家們不受博物館條條框框的限制，他們依據自己的判斷力選擇藏品，不管是煙標、火花、像章、票證、唱片、傢俱、照相機、書籍還是老照片、錢幣、瓷器、算盤、鐘錶等等，都形成了系列和市場，事實上對博物館是一種挑戰。面對這種歷史的失誤與遺憾，我們應當認真反思，究竟我們的文物徵集概念出了什麽問題？我們的博物館概念出了什麽問題？下面從博物館文物的徵集和研究兩個方面做一下分析。
1，長期以來近現代文物的徵集從屬於革命文物的徵集。2003年國家文物局2003年38號文件劃時代地把近現代文物單獨提到了徵集工作的日程上，對近現代文物定義是“1840年以來”。這一界定對於過去“革命文物”的概念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內容上都有了極大的擴展。革命文物不等於近現代文物，革命文物應當是近現代文物的一個組成部分。對革命文物的強調源于建國初期政府的要求與提倡。1950年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為徵集革命文物發佈政務院令，要求各地為中央革命博物館的籌備徵集文物，並建立各地的革命博物館。由此可見我國的近現代文物的徵集和近現代史博物館的建立是從革命文物的徵集和革命博物館的建立開始的。由於當時的政府提倡，才使我們今天各博物館留下一大批革命文物館藏，可以說功不可沒。但是這種有重點的徵集並沒有擴展到對所有近現代文物的徵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沒有把佈置展覽與徵集文物區別開來，即只重視徵集當時展覽有用的文物，忽略了一些有歷史意義但當時展覽不一定用得上的文物。文物的徵集和收藏與陳列展覽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博物館的藏品應當遠遠大於展出的展品，不管具有什麽價值的藏品只要不展出就不會產生社會影響。當時用不上就不徵集是十分短見和不明智的。另一方面博物館的陳列展覽受到當時學術界近現代史研究範式的強烈影響。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的近現代史研究內容局限在重大事件和政治變革方面，如近代史的三個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現代史則由黨史代替（五四建黨、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當時的徵集範圍也就集中在表現這些內容的文物上，而且主要是徵集正面文物，即表現革命的文物，對於所謂“反面文物”則有忽視的傾向。如1978年國家文物局頒發的《博物館一級藏品鑒選標準（試行）》開列了革命文物、歷史文物兩個門類，還有一個附屬的藝術藏品類，在革命文物的鑒選原則指出“對於具有極大揭露價值、能起反面教員作用的重要材料，可以選入但不可過多”。如果說1950年的政務院令具有開創意義的話，那麼28年後的這個檔的導向不但給文物徵集設置了一些限制和束縛，而且對中國博物館品種單一的現狀也有相當的影響。
國際博物館協會對博物館藏品的定義採用了“人類及其環境見證物”的概念，這個概念涵蓋面之廣是不言而喻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使用了與文化遺產相似的“文化財產”的概念，並對“文化財產”作了非常廣泛的內容界定。如果僅用“革命文物”來代替“近現代文物”的話，出境文物的審核範圍中就會漏掉許多不該出口的東西。比如目前博物館中揭露日本侵華時期罪證的文物就很不足，因為這些反面文物在博物館藏品中“不可過多”。因此，一些有價值的文物可能已經消失或流失海外。
不管是藏品也好、文化財產也好、文物也好，都應當具有非常廣泛的文化視野，因為博物館是讓人們思考的地方，它為人們提供最廣大的時間和空間視野。在這種視野中，各種政治結論的存在只是歷史上短暫的一瞬。在這種視野中文物徵集的標準應當相對客觀而中立、平和而具有洞察力，因而也就具有遠見。我們博物館文物徵集指導思想曾經飽受政治代替一切的影響，僅僅五十多年的歷史就證明政治標準是多麼易變，多少人物從正面變成了反面，或者從反面變成正面；多少所謂規律和結論受到質疑；多少被忽略的史實和領域被“重新發現”。例如天津歷史博物館當年有些被定為一二級品的革命文物，特別是進行階級教育展覽時徵集的要飯的竹籃、打狗棍、破衣裳等等，由於流傳經過不清其價值大打折扣，文革中也有少量“反面文物”被毀的現象，而大批過去不入流的北洋資料幸虧保存了下來，現在顯然需要重新定級。由於文物的不可再生性，損害藏品是不可饒恕的，更遺憾的是那些被我們忽視而沒有徵集上來的東西了。
2，近現代文物徵集和研究受主流學術研究的影響。法國年鑒學派近些年頗為國內社會史學者所推崇，其代表人物布羅代爾（1902-1985）將歷史現象分為短時段（如戰爭、革命等現象）、中時段（如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現象）和長時段（如生態環境變化、社會組織變革、思想傳統演變等現象）。他認為，短時段現象只構成歷史的表面層次，中時段現象對歷史進程起著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長時段現象才構成歷史的深層結構，是歷史發展的基礎，對歷史的進程起著決定性的和根本的作用。
八十年代以前的近現代史研究顯然是以短時段現象或是事件性歷史研究為主的，很少有人研究關於社會變遷、文化變遷、經濟結構等深層次的問題。雖然有人對當前的近代史研究中的“現代化”、“文化分層遞進”等新的範式已經產生了微詞，但這些範式畢竟導向了長時段的思考，對開拓視野頗有裨益。長期以來，受傳統研究方式的影響，我們的文物徵集也圍繞著革命事件、革命人物和政黨組織進行。由於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特殊性，這一類文物的特點是與事件或人物的聯繫和流傳經過至關重要，而文物本體的形成過程及其本身的特徵反而是次要的，如某一次戰爭中使用過的武器、某位領袖或烈士使用過的物品等等。我們很少研究這些文物本身的資訊。許多革命博物館陳列著各種時代的武器，但是大部分博物館很少研究這些武器的來歷和性能，不少展品是替代品，也很少看到博物館關於武器的出版物。最近文物專家們發現廈門胡裡山炮台生產於1893年的克虜伯大炮是現存世界上最大的海岸炮。專家們在德國埃森的克虜伯檔案館還發現了發現《1871-1912 年出售給中國的大炮統計表》。隨後的問題是這些大炮都裝備了哪些炮臺，現狀又如何呢？這說明文物專家們已經開始注意研究文物本體的資訊了。上述這個例子使我們聯想到，近現代文物與古代文物有很大的區別，這種區別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特點決定的。中國在1971年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又再2002年加入WTO，這意味著從1840年到今天中國的歷史是一個逐漸加入從歐美工業文明發展來的世界體系的過程，因此近現代史必須從世界的角度來研究，眼光不能只局限於國內。2003年《下塔吉爾憲章》提出了工業遺產的概念，這是一個物質文化概念，而我們的近現代文物概念則來自政治歷史的分期，相對來說前者更符合博物館的實際。如果從物質文化層面來說，中國近代史主要是一個引進、學習、仿造國外工業製成品的過程，從武器開始，到機器設備、到日用百貨，到處都是舶來品，這就形成了近現代文物中進口貨和仿造品多的現象。近代的工業物質文明來自國外，我們在國外看到很多以文物本身為專題博物館，如汽車、火車、飛機等等工業品和科技的博物館。在國內這樣的博物館則很少，主要是這些發明發生在國外，這是客觀事實，也不能說沒有心胸狹窄，視野狹窄的原因。出於民族情感，中國人歷史上對舶來品有一種又追求又抵制的心態。既然中國近代科技發展乏善可陳，對舶來品的研究也就採取不重視的態度。往往有這樣的現象，某些外國公司出高價購買當年該公司生產的國內舊設備，我們卻對這些設備的文物價值知之甚少。儘管大部分近代工業品的發明不在中國，確定各種工業發明何時傳入中國及其傳播路徑也是很重要的，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座標。如第一條鐵路的鋪設標誌著中國鐵路時代的開始，第一盞電燈的安裝、第一台電機的使用標誌著電氣時代的開始，第一條電報線的架設、第一條電話線的開通標誌著資訊時代的開始等等。由於文化視野的狹窄，過去連這一類屬於顯性歷史的證物都被博物館忽略了。物質文化引進的背後是對西方技術的引進和消化，以及對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學習和接受。在這方面，國近代史上諸多戰爭和政治事件正是史學家關注的重點，然而脫離開物質基礎的從政治到政治的推論很難得出完整的結論。如天津博物館收藏的北洋水師大沽船塢造的大水泵和天津機器局生產的林明頓步槍讓人們知道當時的製造能力，而不能簡單的把洋務運動說得一無是處。近代中國連遭列強入侵，原因都歸結為敵人船堅炮利，敵強我弱，可最近很多的研究認為到甲午戰爭和抵抗八國聯軍戰爭時中國軍隊的裝備不比敵方差，當時的裝備對比究竟如何？八路軍的小米加步槍與敵人的裝備對比究竟如何呢？對此很多博物館既缺乏證物又缺乏研究。文化視野的擴大可以豐富我們對文物所攜帶資訊的理解。如過去的一些革命文物現在也可以發現了他方面的價值，天津博物館有一台老式日本收音機，當年地下党曾用它來收報用，因此是革命文物，但作為無線電廣播在中國普及的證物，也是很有意義的。另一件為反映天津工人罷工的電車上的卡盤，現在已經成了天津電車的重要證物了，因為天津是中國內地首先通電車的城市。
文化觀念的轉變向中國的博物館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在近現代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方面應當重新定位。既然中國近代史是中西文化碰撞、吸收、融合和昇華的過程，博物館的視野就應當擴展到這一過程的一切方面。 |
